在势均力敌的战争中，获胜的一方往往是财政组织最出色的一方。这个现代军事的基础原理在三国时期就有着很好的反映。
东汉末年，最早发现战争财政秘密的是曹操。董卓囤积了大量钱币，却无法买到粮食，袁绍、袁术等人由于不重视后勤，军士们甚至不得不吃野枣和贝壳，只有曹操组织了大规模的屯田，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保障。
在三国的竞争中，曹魏也是最重视粮食生产的一方，而蜀汉则在连年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粮食，长期处在后勤劣势之中。这种战略性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结局。
在灭亡蜀汉和东吴时，司马氏的谋臣们首先考虑的是屯田积累粮食，其次才是打仗。魏晋在统一过程中，屯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西晋建立后，曾经试图进行平均化的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但是，由于晋代继承了从汉到魏的庞大遗产，社会结构已经固化，改革很快就夭折了。
南朝时期，政府的头等大事是清查税源。由于大批的人都依附于豪族，变成了非纳税户，而大量的土地都成了豪族的免税田，南朝各代皇帝不断清查户籍和土地，却从来就没查清过，税收也不断萎缩。因此，南朝被行政效率更加高的北朝所超过、灭亡。
东汉的末代皇帝汉献帝逃离了郭汜、李傕等西北将领的围追堵截，从长安出发，一路辗转，来到了洛阳。到达洛阳时，首都的宫殿已经全部毁于战乱，跟随皇帝的百官行走在荆棘之间，靠在残垣和断壁上休息。中原的军阀们早就忽略了皇帝的存在，他们手握强兵，却没有人前来看望皇帝。群臣饿坏了，只能挖野菜吃，有些甚至饿死在东都的废墟之中，有的被乱兵所杀。
这一年，整个中原都处于混乱之中：袁术、袁绍、吕布、公孙瓒等各霸一方，征战不止。这也是东汉末年最残酷的时期，每一个军阀都拼命挣扎，图谋吞并别家，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就在这种局面下，曹操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所有的人都关注军事，他却强调农事。这一年，羽林监枣祗给曹操出了一个主意：赶快进行屯田。
曹操听从了这项建议，以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四下招募流民，把他们安置在许都一带的空田进行耕作，得到了百万石的粮食。之后，又将这个经验四处推广。自此，屯田成为惯例。
曹操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举动，成为他统一北方的关键步骤。正是靠着屯田，他从强大的北方军阀中脱颖而出。他也最早意识这条规律：战乱时期，最擅长筹措军费的人，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属于典型的战乱期，而整个三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屯田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历史。可以说，三国的竞争，首先是财政的竞争，其次才是军事的斗争，谁能够建立起更加持久有效的财政体系，谁才能击败其他的竞争者。
董卓之乱后，整个东汉帝国的财政体系彻底崩塌。各地的州牧和将军们为了供养部队，首先实行的是掠夺式财政政策。
一切都是暂时的，以一次性搜刮为目的。他们谁都不知道明天是怎样，在必须拼命度过今天的时候，明天显得过于遥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董卓本人。作为灭亡东汉的第一推手，董卓也是推行掠夺式财政政策的典型代表。攻克了城池之后，他的军队都会将城市的财富洗劫一空。
与曹操看重粮草不同，董卓根据以往的经验，更看重货币。[4]他认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到一切。他劫持了皇帝之后，就废除了五铢钱，铸造另一种小钱来流通，希望持有更多数量的铸钱。
由于极端缺乏货币，董卓还将传了数百年的秦始皇金人熔化掉了。秦始皇收缴了天下的兵器后，将它们铸成了十二铜人（也称十二金人），董卓将其中的十座毁掉，铸成了钱币。
在和平时期，这样的做法可以直接从民间抽取大量的财富。但在战争时期，由于民间已经抛弃了货币，董卓的做法最终失败。
不管是劫掠钱财，还是铸造更多的铜钱，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军粮。有了军粮，才能招募更多的士兵，才能形成战斗力。但在战乱时期，许多百姓都无法耕种田地，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这时，不管出多高的价格，都无法买到军粮，钱币又有什么用处呢？
董卓被吕布刺死后，部将郭汜、李傕继续作乱。当时的物价已经涨到了一石粟五十万，一石豆麦二十万，大约是和平时期物价的一万倍。由于没足够的粮食，甚至会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白骨成堆，腐烂的人肉和残缺的尸体处处可见。
当时还在长安的汉献帝叫人把皇室储存的米、豆拿出来给饥民煮粥，但是粮食被官员们直接盗走，饥民们每天大批地死去。皇帝只好亲自去给饥民施粥。
献帝东逃后，郭汜、李傕在后面追杀。皇帝、皇后也缺食少衣，皇后的几匹细绢被人抢夺，连她身边人的性命都赔了进去。到了后来，皇帝也只能用野草、青菜充饥。至于曾经繁华的长安城，更是一无所有，连人都看不到，整个关中平原成为一片荒地。
董卓、郭汜、李傕等人大肆掠夺西部，却没想到，正是这种暴虐的做法促成了他们的败亡。因他们的大肆掠夺，农民无法种粮，随着粮食的枯竭，军队也成了受害者，战斗力下降，最终西北军阀被东部的军阀所消灭。
在东部的中原一带，与曹操争天下的二袁——袁绍和袁术，同样不知道后勤的重要性。在争霸战争进行期间，他们的军费是临时筹措的，也以掠夺为主。甚至，袁绍的军队要靠路边的野枣糊口，而袁术的军队则寻找贝壳充饥。
在东汉，中原一带分布着大面积的水域，有丰富的水产，可以暂时解决军队的食品供应。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这些水产却无法成为辎重。
在军阀混战时期，货币经济也已经停止，中国重新再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时代。当战争向着长期化发展时，谁第一个反应过来，从掠夺式财政政策走向可持续的生产式财政政策，谁就会成为受益者。
这种制度在和平时期总是表现得效率低下。以现代人在新疆地区的屯田制为例，这种带着国有企业成分的屯田制度由于无法激励人们生产的积极性，成为产量的拖累，也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
但是在战争时期，由于普通农户没办法得到安全的保障，只有军队能够出面维持治安，屯田反而成为唯一能够有效组织生产的方法。
在西汉时，由于西北战争的需要，皇帝曾经试验过屯田制。汉武帝设立了张掖、酒泉等郡，又在北方的上郡、朔方、西河等地设置了屯田官员，发动了六十万士兵实行军屯。在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为了应付西北的军事需要，又实行了短暂的屯田。
这些屯田大都附属于北方的军事行动，由于政府无法远距离运送大批的粮草，只能利用士兵在当地生产。但由于生产效率低下，一旦军事目的达到，屯田要么改为私田，要么逐渐被废弃。
曹操在许昌屯田成功后，将经验向全国推广，每年粮食产量已达到了几千万石。定都邺城后，由于局势的稳定，除了屯田之外，曹操将普通农田的税收加以制度化：普通的耕地要求每亩收租四升，每户每年再缴纳两匹绢、二斤绵，除此之外不得擅自征收。
依靠严格的财政纪律，曹操统一了北方。在战争中，曹操也很重视粮草、辎重问题。在官渡之战中，曹操两次出击袁绍的后勤部队，这是击垮袁绍的关键。
统一北方后，曹氏的魏国已经到了人人谈论发展经济，讨论如何获得更多粮食的地步。在此阶段，精通各种经营的能臣辈出，经济头脑慢慢的变成了谋士必备的素质之一。
比如，董卓之乱后，关中地带几无人烟。关中地带在历史上一直是京畿要地，这里农业繁荣、物产富庶。战乱时，关中一带的老百姓四处流亡，有十多万户流落到荆州，脱离了曹魏的国土。
曹魏统一后，侍中卫觊想恢复关中的经济，决定将这些逃亡户招纳回来。他发现，老百姓很想返回家园过正常的生活，但他们身无分文，就算回到家乡，也就没有办法组织生产。如果要让他们回家，政府必须要提供生活补贴，帮他们渡过最初的难关。但是政府手中也没有钱去帮助百姓。又该怎么去办呢？
卫觊想出了办法，上奏提出，西汉时，政府曾经利用盐铁专卖获得财政收入，虽然东汉时期由于行政效率过低，没办法恢复，但现在随着政府对社会控制力的加强，能恢复一部分盐业控制权来帮助老百姓回归。这相当于国家从盐业中提取一笔特别税，这笔税款专项用于购买农具和牲畜，补贴返乡的关中老百姓。
卫觊的提议已经有了现代财政中定向征税的色彩。政府采取了他的提议，许多老百姓因此得以返乡种田。关中经济步入了恢复的轨道。
战后，人们生产工具不足，京兆太守颜斐就鼓励人们学习木工，多养猪，之后再卖掉猪去买牛。很快，老百姓家家户户都有了牛和车，耕种效率大幅度提高。
由于耕田需要水利灌溉，曹魏时代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兴水利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对于水利的钟爱，从东汉起步，到曹魏时代达到一个小高峰，之后延续到晋、南朝，到隋炀帝时代达到另一个高峰。
曹魏的扬州刺史刘馥兴修芍陂、茹陂、七门、吴塘等水利工程，用以灌溉稻田。豫州刺史贾逵在汝水建造水坝、开挖运河。沛郡太守郑浑兴修水利工程郑陂，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倍增。
在西北方，凉州刺史徐邈兴修盐池、广开水田，敦煌太守皇甫隆推广耧犁、灌溉田地。上述地区都实现了粮食的增产。慢慢地，魏国境内各地都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不再需要中央调配物资。这一点使得魏国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
与曹魏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相比，三国中另外两个国家在屯田上花的力气却要小得多。
由于曹魏所在的中原是汉末战争的主要战场，原来的社会结构已经被战争破坏了大部分。中央政府在重建制度时，乘机将权力收紧，曹魏也是以武力打天下，弹压了许多地方豪族。这两个因素决定了曹魏的行政效率比东吴和蜀汉的都要高很多。
在东吴，孙坚父子并非本地人，根基不深，而江东受战争的破坏最少，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东汉时期的豪族门阀结构。所以，孙吴政权更多地是利用门阀势力来统治整个国家。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小，意味着孙吴并不迫切地需要屯田；而门阀势力更强大，意味着皇帝的命令无法贯彻得那么彻底，行政效率更低下。
但孙吴政权仍然进行了一定的屯田工作。东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由于曹氏统一了北方，江淮一带成了争霸的主战场，孙吴的财政需求也在增加，故而陆逊上表请求屯田。孙权亲自劳动，鼓励农耕，也获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三国中，蜀汉的地盘最小。史书记载，三国时期，魏国在籍人口大约是四百四十万，吴国不到二百四十万，蜀国不足一百万。[8]这一个数字虽然有争议，但整体上可以反映蜀国的疲弱。
蜀汉时期，也有过短暂的屯田。丞相诸葛亮平南蛮，开拓了云南市场；他在四川也大力务农；在陕西境内，也有计划进行屯田，以供征伐。诸葛亮的计划由姜维实现，姜维在甘肃境内进行了屯田。
然而，蜀国的粮食却浪费在了连年的北伐战争之中，这些战争大都没有结果，几乎每一次撤军，都受困于粮食的不足和运粮的困难。这一次次的浪费让蜀国缺乏应对危机的物质基础，最终成为最早灭亡的国家。
魏青龙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为了准备这次北伐，诸葛亮开辟了从四川前往陕西的水路，并囤积了大量的粮草，力图不再受制于粮食的短缺。但可惜的是，由于诸葛亮在北伐过程中的去世和随后而来的撤军，大量的粮草资源都落入了对手司马懿的手中。第二年，魏国的中原地区发生大灾，司马懿从陕西调五百万石粮食救济洛阳，其中的粮食，就可能包括当年诸葛亮辛辛苦苦从四川运去的粮食。
魏齐王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司马氏逐渐掌握了曹魏的实权。司马懿开始着手筹划统一三国的大计。这时距离蜀汉灭亡还有整整二十年，距离东吴灭亡还有三十七年。
司马懿的谋臣中，有一位将军叫作邓艾，是三国时期最著名的战将之一。二十年后，正是他率兵入蜀，灭亡了蜀汉政权。邓艾除了敢冒险、能打仗之外，还是位有名的财政专家。
在司马懿筹划统一时，邓艾写了一篇《济河论》，向宣帝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战争到最后，一定是财政的比拼，谁能够在财政上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谁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曹魏之所以能够占领半壁江山，就是因为实行屯田，积累了足够的粮食。
现在，如果要将南方半壁收入囊中，必须首先考虑继续发展农业、储存粮食。根据邓艾的计算，如果要征服南方，一定要做好长期打仗的准备，十万大军，五年时间，或许是最低的估计。而要供应十万大军五年的粮食，意味着必须有三千万石的粮食储备。
邓艾看上了许都以东寿春地区的土地。在魏国与蜀、吴对峙的过程中，共有三个地方起着战略枢纽的作用，分别是：魏和蜀对峙的汉中地区，在陕西和四川交界处，这里也是诸葛亮北伐的基地；位于今湖北的襄阳、荆州地区，魏占领了襄阳，而荆州先是被蜀占领，之后被吴占领，与魏形成对峙；第三个地点就是寿春，即现在安徽的寿县。
在三国时代，魏国要进攻吴国，有两条路几乎必选其一：一条经襄阳，一条经寿春。当寿春被魏国占领时，这里还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土地，位于与吴国对峙的正前线。但是，这里的土地非常肥沃，当北方的土地都已经被开发得差不多了的时候，邓艾发现，寿春正是一个天赐的粮食生产基地。
邓艾认为，由于缺乏水利设施，这里的土地虽然肥沃却产量不高，如果合理地开凿运河进行灌溉，土地产量能提高三倍。只要五万士兵参与耕田，加上充足的水源，就可以每年上缴五百万石的稻谷作为军粮。六七年后，就可以凑够三千万石的粮食，为战争做好准备。
邓艾的提议受到了司马懿的大力称赞，并立即实行。大修水利，兴兵屯田，曹魏南方的气象也为之一变，官田和民田交错其间，一片繁忙景象。
邓艾的计策为司马氏的统一奠定了物资基础。财政成为西晋统一战争中看不见的战场，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
邓艾的方法之所以能够被司马懿接纳，是因为司马懿本人也是一位有名的财政专家。
起初，作为曹操的手下，司马懿也是早期提醒曹操要注意屯田的大臣之一。根据他的计算，当时有二十多万人因为战乱而脱离了农业生产。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闲置劳力的存在，曹操才对屯田有了足够的信心。
洛阳以南的中部地带，也就是荆州以北，靠近吴、蜀的前线。当蜀将关羽入侵了这片地区之后，许多老百姓逃走了。曹操决定收拢这些逃走的百姓，把他们迁往北方进行安置。司马懿阻止了曹操的做法，他认为关羽的侵袭不会持久，日后，这些人还会返回家乡进行耕种，如果把他们迁往别的地方，反而伤害了老百姓的积极性，还让前线变得更空虚。
曹操再次采纳了司马懿的意见。这片肥沃的土地仍就保持着繁荣，为日后进军江南做好了铺垫。
司马懿对财政和经济的深刻理解，更体现为他能够严格把握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界限。他认为，虽然要重视财政，但是一定要避免扰民过甚。随着魏国的扩张，一些新的边境地区加入了魏国。这些地区的人民大都没有户籍，政府想通过核查来落实户籍制度，便于未来征税。
司马懿不赞同这么早清查户籍。他说，吴国和蜀国正是因为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来防范百姓，征收严苛的税，所以百姓才抛弃了他们。我们该反其道而行，不要建立严密的户籍网络，也不要干扰人民的生活，让他们安乐。只有人民安居乐业，政府才会富足，否则，登记户籍也没有用。这件事表明他的看法比起一般人都高明得多。
在与诸葛亮的对抗中，诸葛亮屡屡被粮草困扰，而司马懿却在陕西一带兴修水利，发展农业，鼓励人民种田，使曾经荒芜的陕西再次成为粮仓。当中原地区发生灾荒时，司马懿竟然可以从陕西调粮食来支援中原。
司马懿一生在征战的同时，走到哪儿都会发展经济，保证政府能够得到足够的财政来支持战争。正是他高瞻远瞩的气魄，才使他能够采纳邓艾的提议。对于他来说，一场战役的胜负，远没有完善的财政系统重要。
当邓艾灭亡了蜀汉，司马氏的晋国取代了魏国之后，晋武帝司马炎为了统一全国，继续了祖辈的政策。他亲自参加耕种，并多次下诏鼓励农业，奖励那些善于发展农业的地方官员，并积极兴修水利。
更难得的是，晋灭吴的两大功臣羊祜和杜预除了在军事上出类拔萃之外，在财政上同样颇有建树。他们和灭蜀的邓艾一样，精于财政竞争。
武帝时，作为尚书左仆射的羊祜被派到襄阳掌管军事。羊祜到达襄阳后，发现那儿连百日的余粮都没有，他立刻发动士兵开垦土地，很快就积攒了十年的余粮。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武帝发动针对东吴的统一战争时，羊祜已经死去，但正是靠着他留下的丰富遗产和战略，晋朝才成功地统一了天下。羊祜也成为伐吴的第一功臣。
晋武帝时期，出现了另一个状况。由于前期人们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过于单一，出现了副作用。
之前，人们总是强调建坝拦水，开荒种地，而种的地以水田为主。可是，由于人们四处建坝，许多地方出现了水灾，大水长期不退，造成了灾难。
当时的河南尹杜预认为，这时不应该再建这么多水坝和水田，而是应该挖开一些水坝，将水放走，发展一些旱田。另外，为了应付战争，政府曾经留了很多种牛，现在应该把这些牛大批配发给老百姓，让他们发展农业。在平吴战争中，杜预是晋军的指挥官之一。除了死去的羊祜之外，杜预是最主要的功勋人物。
长期以来，我们只把羊祜、杜预和邓艾这三位平定了吴蜀之地的人看作是军事家，但是，他们第一步都是深刻理解财政问题的经济专家，只有在军备上做到了极致，才有机会发起战争并取得胜利。
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财政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能在平定吴蜀之后，仍就保持着政权的稳定性，而不是随着开支的扩大，增加新的不稳定。所以，晋武帝年间，西晋之所以能够统一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军事范畴，成为一个事关全局的财政问题。
当中国经过近一百年的时光重新走向统一时，雄心勃勃的皇帝随即展开了宏大的财政改革，要为帝国的长治久安提供牢固的基础。
财政改革的最大的目的是：摸清帝国的人口数量，并把耕地平均分配给广大的人口，让他们安居乐业的同时，为政府提供较为可靠的财政收入。
经过清查，晋朝的人口为一千六百余万人。根据三国时期的统计，蜀国不到一百万人，吴国二百四十万人，三国加起来也只有不到七百七十万人。统一后，晋朝人口数量已经比三国的总人口数量增加了一倍。为何会出现增加，除了太平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之外，还由于流民重新回归家乡，被纳入到户籍之中。
查明户籍之后，晋武帝实施了更具革命性的土地改革。这份土改纲要规定：每一个男丁可以占田七十亩，女丁可以占田三十亩，一个家庭（一夫一妻）正常的土地是一百亩。
从晋武帝的分地意图来看，是要实现“无人不饱暖”的大同社会。在收税上，政府也考虑得非常周到。为了照顾老人和小孩，规定男女十六岁到六十岁是正丁，需要课税；而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十二岁以下的孩子都是免税的。剩下的人（十三岁到十五岁，六十一岁到六十五岁）属于次丁，在税收中享受优惠条件。
至于土地税，也并非耕种的所有土地都缴税。一个正丁男子最多按照五十亩土地缴税，而次丁男子则按二十五亩土地缴税。正丁女子只缴二十亩的税，次丁女子免税。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户调税，规定正丁男子每年上缴绢三匹，绵三斤，次丁男子和正丁女子减半。
晋武帝改革计划之完善，令人敬畏。如果这个办法顺利推行下去，那么，晋朝将成为一个持续数百年的强大王朝，不用等到唐代的出现，中国就将进入另一个太平盛世。
但事实却是：晋的安定局面只维持了十一年，随后就进入了著名的“八王之乱”时期。“八王之乱”造成的社会解体给各地的少数民族以机会，随着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中国进入了“五胡乱华”的时代。而晋武帝设想的财政改革也没有正真获得有效的推行。随后的两百多年反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财政混乱时期。
那么，为什么司马炎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会流于失败？为什么西晋王朝如此短命？也许，从司马氏通过禅让得到天下的那一刻，一切都已经注定。
人们之所以喜欢禅让制，是因为这意味着在朝代更迭时没有发生新旧皇族之间的战争，政权是和平交接的，整个社会所受到的破坏不像武力夺权那么大。
但人们之所以担心禅让制，是因为禅让之后的朝廷往往都比较羸弱，毛病不断，这些疾病伴随政权的终身。而那些从彻底的乱局中以武力脱颖而出的王朝却可能拥有更长的寿命。
禅让得来的政权之所以短命，原因在于新政权虽然继承了前朝的统治权，却也继承了前朝政权积累下的诸多毛病。政权内部结构盘根错节，形成了巨大的惯性，皇帝束手无策。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重新设计政治和经济制度，只能在前朝的基础上做些许的改变。政权只能是维持式的，而不是革新式的。哪怕如司马炎这样有心改革的人，最终也会发现一切只是徒劳而已。
当权力传到晋皇室时，已经经过了两代禅让，曹魏禅让自东汉皇室，司马氏在禅让时又几乎将曹魏时期的问题都接收了下来。而在东汉建立时，由于光武帝无力解决西汉时期留下的社会问题，已经先天性地带上了西汉的一系列问题。这就注定西晋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政权，非常容易发生新的失衡。
他的改革试图覆盖全国，但有可能推行的只局限在北方曹魏控制的区域。这个区域由于经历的战乱最多，大量的人口变成了流民，许多耕地变成了荒地，土地多次易主，已经不可能恢复汉代的土地权属关系了。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够统一规划，进行分配。
而蜀汉和东吴，由于继承了东汉时期的土地权属关系，每一片土地都是有主的。晋代虽然征服了这些土地，却没有能力改变土地权属关系，更无法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分配。所以，晋武帝的土地改革在江东和四川等地都无法进行推广。就算在北方，土地改革进行得也不顺利。
曹魏时代，为了快速生产粮食，实行了大面积的屯田制度。屯田时，政府招募大量的流民，令其耕种土地，这些人称为屯户。按照当时的规矩，如果屯户自己有牛，种地的粮食就和政府对半分；如果屯户没有牛，由政府提供牛，那么种出来的粮食由屯户分四成，剩下的六成给政府。而政府则保证这些屯户不缴其他的税，也不服兵役。屯户的生活反而比普通的农民还要舒服。
到了后来，皇帝把政府控制的屯田大批赏赐给了官僚和世族，土地上的屯户也随着土地一并转移给了他们，这些屯户就被称为佃客。这时，佃客就从依附于国家变成了依附于官僚和世族。这些佃客在国家的户籍上没有登记，也不需要服兵役，只需要向他们依附的世族缴纳粮食。当佃客越来越多时，政府的税收和兵源就都受到了影响。
晋武帝司马炎的土地改革，本来就是针对这些佃客的，希望通过清理户籍，让他们重新向政府缴税并服兵役。可是那些世族并不想放弃特权，而佃客也并不想隶属于国家（那意味着服兵役，甚至多缴税）。
晋武帝司马炎的政权是禅让得来的，所以，他不得不对官僚世族做出妥协，在他看似完美的改革纲领里开了不少后门。于是，除了规定普通人按照男子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分配土地外，王公大臣的土地并不需要遵守这个数字。对于官僚，晋武帝有另一套规定：晋朝的官员按照职位和考核分为九品，第一品官员可以占田五十顷，也就是五千亩。以后每品官员递减五顷，第九品可以占田十顷，也就是一千亩。
官员不仅可以比普通人多占几十倍的土地，他们的土地还都是免税的。同时，官员的亲属的土地也都是免税的，最多可以包括九族，最少也有三代。除了亲属之外，官员还可以庇护一定数量的佃客（农业）和衣食客（佣人）。比如第一品官员可以拥有五十户佃客、三户衣食客。
在法律上，晋朝就把人分成了至少三个阶层：一是不需要纳税的官僚世族阶层；二是不需要纳税的“客户”阶层，也就是佃客和衣食客等；三是纳税的普通人。
官僚世族阶层的人数是有限的，但他们却可以拥有众多的“客户”阶层。当“客户”阶层人数一多，纳税的人就会大幅度减少。
晋武帝虽然向官僚世族做了让步，让他们可以拥有土地和“客户”，但只要数量不超过限制，政府还是拥有足够数量的纳税人的。
但是，由于晋朝政府权威不足，不能将法律贯彻实施，限田数量变成了虚设，国家的纳税人口就越来越少了。
由于禅让得来的权威不足，晋武帝还采取了另一个措施：大肆分封司马氏的诸侯王。希望通过家族势力来镇服各地的世族，维持晋祚。
然而却事与愿违，这些诸侯王不仅没有帮助皇帝维持帝国的秩序，反而利用中央政府的疲弱，卷入了明争暗斗。
西晋皇室的财政问题本来就没有得到一定效果解决，随后的“八王之乱”更是直接击垮了财政，中央政府不可能再组织起任何统一的军事行动。“八王之乱”时，晋惠帝逃出京城，在路上只剩下两块布和三千文钱，想吃一只鸡都不可能。
当北方和西方的胡人入侵时，各地诸侯只能自发组织抵抗行动，并自行解决财政问题。匈奴人刘曜围困晋怀帝时，官员都挨饿，甚至有了人吃人的现象。
在一片混乱中，这个始终没有实现好财政统一的王朝轰然瓦解。晋武帝推行的貌似完美的土地改革法案也随即被放弃，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美丽的幻象。
永昌元年闰十一月初十（公元322年1月3日），晋元帝司马睿死在了宫中。他死前已经心灰意冷。他建立了东晋，却作为失败者死去。
在他死的这一年，这个世界已经到了无比混乱的地步。在半年多以前，他的大将王敦刚发动了一次针对皇帝的战争，皇帝的军队完败，奋威将军侯礼战死，尚书令刁协在逃跑途中被贼军杀害，镇北将军刘隗干脆投奔了北方的胡人石勒。
王敦占领了首都后，晋元帝只好写信给他：“如果你心里还有晋，就息兵让天下安定一会儿吧。如果你心里已经没有了，我就回我的琅琊（晋元帝当皇帝前，是琅琊王），退位让贤。”
王敦选择了暂时息兵。他当上了丞相，掌管了晋的军政大权，加封武昌郡公，封邑达到一万户。不过，不要以为他满足了——从这时起，王敦大肆杀戮对晋室忠诚的将领，在晋元帝的眼皮底下为禅让做准备。东晋的领土内，纷争叛乱不断。
在东晋外围，蜀地的贼寇张龙入侵了巴东，北方的胡人石勒更是侵袭不断，这一年他骚扰河南，攻陷太山、襄城，就连晋元帝的老根据地琅琊都叛逃归了石勒。这一年，东晋还发生了大瘟疫，疫区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三十。
幸运的是，王敦的篡位没有成功，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又存在了近百年。然而，东晋的现实却已经在开创者的软弱中定了型。
之后，这个不幸的朝代又经历了苏峻和祖约的叛乱、桓温的擅权、前秦的淝水之战、孙恩的叛乱，以及桓玄的短暂称帝。东晋政权如同一叶扁舟在风浪中颠簸，最终被刘裕的宋所取代。
在东晋这个孱弱的朝廷中，皇帝已经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他之所以存在，只不过是因为世家大族们商量不出一个公认的领袖来取代他，不如让司马氏继续干着。至于皇帝的权威，则早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然而东晋又是一个名士层出不穷的时代，这些名士语不惊人死不休，放浪形骸却又满腹经纶。这还是一个奢侈之风横行的时代，各大族倚仗着巨额财富，挥霍、宴乐充满了史书，使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战乱和悲剧的时代。
但战乱就在身边，不断失败的北伐，权臣当道，北方和西部的胡人侵扰，内部的纷争充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绝对感觉不到幸福。
可以说，这是一个少数人的天堂时代，也是多数人的炼狱时代。一个有利于豪族，却对皇权和普通人不利的时代。
皇权之所以衰落，是因为东晋本身就是一个客居的政权。它是在原本东吴的地盘上建立起来的，甚至连东吴的社会结构都没有理清。北方陷入了战乱，晋元帝仓皇南逃，东晋只不过是他建立的流亡政权。
南渡后，元帝检视国库，发现整个国库只有四千多匹布。到后赵皇帝石勒向南进攻时，晋元帝悬赏石勒的人头，价格是一千匹布。
在这个政权中，一切都是临时措施，晋武帝制定的土地改革计划早已经被放弃，因为东吴本来就缺乏土地，根本不可能给每个人都分配法律规定的土地数量。
所谓土地，指的是政府需要知道详细的土地数据，来作为课税的依据。东晋建国时，由于原本南方的贵族占据了太多免税的土地，政府能够课税的资源本来就少。司马氏南逃后，许多北方的贵族世家也跑到南方来购买和，土地更加成为稀缺资源。所以，政府的第一要务是查清能够课税的土地有多少。
所谓人，又牵扯到东晋时期一个特有的问题：侨民。由于蛮族占领了北方，许多北方的汉人都逃到了南方，司、冀、青、并、雍、凉、兖、豫、幽、平这些州已经全部沦陷，徐州丧失了一半。这些州的人口大量南逃，挤在了扬、荆、江、梁、益、交、广几个原本就不发达的州。
最初，这些南逃的人都盼着有一天能够回到北方，认为只是暂时居住在这里。他们没有户籍，后来，政府为了便于管理，给他们发了临时身份证。那些原住民的永久身份证用黄色木片登记，所以称为“黄籍”，临时身份证则用白色的纸登记，称为“白籍”。
在白籍聚集的地方，按照他们在北方的居住地，设立了许多侨郡和侨县。这些侨郡侨县和北方的郡县同名，但地处南方，只管人，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少量土地。侨郡侨县只有其名，没有其实。
白籍的人除了世家和官员，大部分在南方都没有土地，他们依靠打工为生，寄身于有土地的豪族门下，成为佃客。困扰着中央政府财政的豪族占地、佃客失控现象都愈加严重。
不过，白籍比起黄籍来，并非完全处于劣势：由于他们没有土地，不用向政府缴纳土地税；而政府为了优待这些从北方逃难的人们，也免除了他们的劳役。于是这些人就彻底脱离了体制，与中央政府脱钩了。
东晋政府还曾经希望能够收复中原，让白籍人士回到北方，但当收复无望时，就必须考虑让他们变成原住民，加入黄籍，为政府贡献税收和劳役。
除了白籍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户籍都没有的人，被称为浮浪人。[24]这些人口没有固定工作，没有户籍，更难管理。
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这两项工作都铺展开来。在丈量土地方面，政府取得了重要进展，虽然有许多免税的土地，但政府仍然在大部分土地上推广了土地税。
对户籍的整理称为“土断”，这时，政府连白籍都还没有建立，首要目标是登记有多少逃难者。但是，随土地丈量一起进行的土断却并不彻底。由于东晋立国不久，许多人口还在迁移之中，所以，无法将他们纳入到固定的户籍体系中。
到了咸康七年（公元341年），东晋政府再次进行土断，这次的目的仍然是清查人口。也是在这时，政府发明了白籍，将侨居的人口注册进去，而将原住民注册为黄籍。
白籍出现后，引起了南方原住民的极大不满，在他们看来，这些外来人口不仅抢占他们的生存空间，还享有免役的特权。黄白籍制度成了东晋户籍争论的焦点内容。为了对付白籍人口不纳税的问题，东晋政府让各地因地制宜地制定了许多收税方法，对工商业、土特产都进行征税，避免由户籍和土地问题造成税收流失，也为了安抚拥有土地的黄籍人士。
晋哀帝继位后，隆和元年（公元362年），为了减轻土地税问题带来的不公，皇帝将土地税从每亩三升减为每亩二升。
两年后的兴宁二年（公元364年），在权臣大司马桓温的主持下，政府对于户籍的整理工作正式启动。这次户籍整理被称为“庚戌土断”，其核心是通过减少白籍人口，来扩大国家的税基，并解决劳役、兵役人口不足的问题。同时，将世家大族庇荫的佃客阶层都释放出来，编入国家户籍。
此时恰逢桓温准备第三次北伐，土断被认为是解决人口和财政问题的双重武器，所以此次土断的力度非常大，对于敢隐匿户籍者，严惩不贷。晋宗室彭城王曾经因为隐匿了五户，就被治罪。经过土断，政府暂时获得了户籍和赋税。然而，由桓温强行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却在他死后因行政效率的降低而变得松弛。
更麻烦的是，随着行政效率的降低、士族的壮大，东晋的税收问题再次体现了出来。由于豪族占田太多，剩下的土地已经不足以养活整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和军队。
桓温北伐时，在长安城外的灞上曾经遇到过一位奇客，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边抓虱子边和这位权臣说话。这位奇客就是王猛。后来，王猛辅佐前秦王苻坚，把前秦从蛮族政权变成了一个半汉化、制度化的文明政权。中国北方经过了长期的混乱之后，终于进入了制度重建的轨道。
前秦的出现，给东晋施加了巨大压力，皇帝和群臣必须更加注重财政和军事，避免在与前秦的对抗中处于下风。
晋孝武帝太元二年（公元377年），政府宣布不再按照土地收税，改为按照人头收税，王公以下每人每年三石粮食，只有服役的人可以免税。
这项改革的实质是：由于政府永远查不清土地，干脆不查了，改换成更为简洁的以人口征税的方式，便于管理。在后来的唐代、明代，皇帝由于查不清人口的多少，只能把所有的税收都摊入土地之中，而在晋代正好相反，人口可以查清，土地却更加困难。
改革的六年后，淝水之战爆发。在这次战役中，东晋以少胜多，粉碎了前秦的进攻。这次战役也使得中国北方再次陷入了一片混乱，东晋得到了暂时的喘息。
不过，淝水之战也给东晋带来了新的财政问题。为了对抗前秦，谢玄成立了以北方流人为主的北府军，随着军事化的加强，中央财政再次吃紧。淝水之战两年后，东晋政府开始加税，每人每年的税负变成五石粮食。
随着税收依据从土地改为数人头，户籍的重要性再次凸显了出来。此刻，当政府税收不足时，清查土地已经没有用了，只有把多余的人口找出来，才能增加税收。
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太尉刘裕实行了东晋历史上最严格的一次土断。
在这之前，东晋遭遇了桓玄的叛乱和短暂称帝。刘裕击败桓玄后，掌握了军政大权，并率军南征北战。土断发生前，他已经向北灭亡了慕容氏的南燕政权，并平定了南方的卢循兵变，正准备给西方的西蜀谯纵以最后一击。随着疆域和财政开支的扩大，土断启动。义熙土断撤销了大部分侨郡侨县，将白籍的人口大量地并入黄籍。对于敢反抗的人，刘裕不惜以死刑相威胁。这次土断之前，会稽的士族虞亮就曾经因为藏匿了千余逃亡户，被刘裕处以死刑。
然而，东晋时期的政策特点是，不管多严格的政策，都会留有一定的后门。刘裕在制定政策时，也留下了后门：由于刘裕背后的武装是北府兵，而北府兵的来源大都是徐州、兖州、青州的流亡人士，所以，义熙土断将三州人聚集的晋陵（今常州）一带排除在外了。
只是，这时距离东晋的灭亡已经很近。刘裕的改革与其说是帮助东晋，不如说是为篡位打下一个好的社会基础。
土断七年后，宋武帝刘裕废除了东晋恭帝司马德文，自己当上了皇帝。由此开场的禅让大戏在南朝越来越狭小的区域内一次次上演。
公元485年，南齐武帝永明三年。由于南齐前后两代君主提倡节约，与北方的北魏休战维持和平，武帝期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繁荣时期。
然而就在这一年，在浙江西北部的桐庐，一个叫唐宇之的人却正准备造反。唐宇之的造反理由在现代人看来有些奇怪。在那几年，齐武帝正在严格调查人民的户籍问题。自东晋末年以来，历经南朝宋，中国的户籍再次出现了大混乱。东晋时期，只有显贵的大家族（士族）才能拥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而士族的身份都是世袭的。可是，到了南朝宋以后，许多原本没有地位的人也依靠做官、经商发了大财，他们甚至比士族更富有，却没有身份。这些人趁着政治混乱的时机，买通地方官员，或者买通士族由他们认亲，将身份从普通人（庶族）改为士族。这种做法叫作“冒籍”。
当这些庶族成为士族，获得了免税、免役特权之后，更多的穷人投靠了他们，在他们的庇荫下，也取得了免税、免役权。
随着作弊的人日渐增多，政府的税收变得更加困难。从南齐的开国皇帝高帝起，对于户籍的混乱就非常关注。齐高帝在休养生息的同时，决心下大力气整顿户籍。公元480年，他下诏征求整理户籍的意见。
一位叫作虞玩之的官员上书提出了看法。他建议皇帝设立专门的户口检查官员（校籍官），由官员通过检视黄籍，抓出那些弄虚作假的分子。为了防止校籍官的懈怠，皇帝必须给他们制定数量指标，要求他们每天都必须查出数起弄虚作假的案子。
虞玩之是一位正直、负责的大臣。他个人生活简朴，一双鞋竟然可以穿二十年。在政治上也常常因为直言不讳而得罪人。他提出的建议在当时来说是最有效的。
皇帝采纳了虞玩之建议，设立了校籍官。虽然校籍官也存在着收受贿赂的行为，可是由于有指标考核，还是有大量的虚假户籍被抓了出来。这些被抓出来的人被称为“却籍户”。
另一个叫吕文度的官员乘机又给皇帝出了一个主意：为了给人们以警示，皇帝应该将那些却籍户充军，送到边防去接受再教育。
这项古代的“上山下乡”提议迫使大量的却籍户纷纷逃亡。而唐宇之所在的浙江一带也有大量的却籍户，他们面临着被抓走充军的风险。唐宇之决定利用这些人发动叛乱。
公元485年，叛乱爆发。叛乱者最初只有四百多人，但当他打出来抵抗户籍审查的旗号之后，各地的却籍户纷纷赶来投靠，竟达到了三万多人。
在南齐皇帝和他的官员看来，唐宇之的行为是荒诞的。那些弄虚作假的却籍户本来就是一群违法分子，而皇帝对于户籍的整理更是无可厚非。然而，为什么这些违法分子还会理直气壮地进行反抗？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响应？
原因主要在于，却籍户认为自己不是犯罪，而是在打碎一项不合理的制度。在他们看来，所谓“士族”和“庶族”的区分，就是一种落后和野蛮的制度。士族依靠出身就可以不缴税、享有特权，而普通人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进入那个特权圈子。那些冒籍的人虽然目的是为了获得特权，却也明显带着对这种制度的怨恨。
而皇帝虽然通过检籍找出了弄虚作假的人，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却也间接地维护了早就不合时宜的士族制度。
他的叛乱很快被了下去。但这次叛乱也让齐武帝意识到，政府的行动不能太冒进。上书建议的虞玩之辞职了，而齐武帝也不得不做出既往不咎的决定，在南朝宋的昇明（公元477年—公元479年）之前已经冒籍的，不再追究，而发配边关的人也都遣返了回来。
唐宇之的叛乱也显示出南朝制度的复杂性。与东晋相比，南朝的所有皇帝都不是士族出身，他们大都成长于寒门，从武职晋升到高位，并通过禅让获得了政权。
从出身来看，他们并不是特别喜欢士族豪门，这些豪门把持着社会资源，却不给政府纳税，处处以特权为荣。但是，他们又不可能完全离开士族，因为那是文化和教养的象征。
于是，南朝就在“改朝换代——皇帝革新——经济发展——皇帝变得奢靡——经济衰退——改朝换代”这个圈子里一次次地循环。
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被认为是一代明主，他打击地方豪族势力，试图使皇朝的财政正规化，从寒门中选拔官员，整理全国户籍，这一切使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上升期，也使得刘宋的皇帝都可以在较为宽裕的财政状况下执政。
刘裕死后，王朝的财政在文帝刘义隆时期还能支撑起王朝大规模的北伐活动，这是在整个东晋南朝期间少有的新气象。
但文帝的北伐由于连年征战不断，到了下一位皇帝孝武帝时期又缺钱了，于是又有了新一轮的整顿吏治和整理财政。不过，这时刘宋的皇帝已经迅速堕落了，他们变得荒淫无度，贪图享受，刘宋一朝迅速进入了衰退期。
南齐高帝萧道成篡权建立南齐王朝之后，首先做的又是整理财政。他的财政措施从节约开始，提倡将宫廷里的金银铜玉全部都取消，换成铁器，希望用这种方法来节省开支。之后，又大规模整理户籍。他的措施被儿子武帝所继承，形成了另一个繁荣期。
前两任皇帝的节俭带来的繁荣，到了南齐的后几位皇帝那儿，又成为他们享乐的基础，很快，皇帝的挥霍让刚刚丰盈的国库再次扁了下去。
梁武帝萧衍篡位之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厉行节约。但梁武帝的厉行节约又经常让位于他对佛教的宠爱，由于在佛教上花了太多的钱，梁朝的财政一直不健康。加上梁武帝任人不当，发生了影响巨大的“侯景之乱”。这次叛乱也标志着南朝的好时光过去了。
到了陈霸先建立陈朝之后，南朝在实力上已经远远落后于北朝，缩小成为一个地方政权。它的士族始终活得那么优雅，但它的财政和政治制度已经过于僵化，无法与北朝对抗了。
从秦到南朝，帝国的财政系统从始至终保持着延续性。秦代和汉代初期是试验期，几位皇帝在试着建立一种新式的庞大帝国。在以前，人们甚至不敢想象能在这么大的疆域内维持统一和繁荣。但经过几代人的尝试，到汉景帝时期，帝国不仅存在，而且繁荣。
然而武帝却发现了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巨大缺陷：当产生战争等大的开支项目时，帝国的财政无法支持如此庞大的开销。他试图引入一套国有垄断体系来解决这一个问题。这个办法奏效了，却给帝国带来了更致命的新问题。由于垄断体系的约束，社会永远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而官僚体系在参与了经济的具体运行后，社会经济变得庞杂和混乱。当权力与经济勾结时，社会的结块和硬化再次损害了帝国的财政。
王莽试图解决社会的结块问题，他想利用皇家权力，强行击碎社会结块，却只击碎了他自己的皇位和脑袋。
东汉一代，皇帝都只能承认现实，采取修修补补的做法。然而由于社会的板结，东汉一直无法有效组织财政，经过官僚的侵蚀和外族入侵引起的财政超支，政权最终分崩离析。
三国时期，各个地方政权“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尽一切办法发展财政，试图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而作为胜利者，晋武帝却发现，他仍然敌不过惯性这个隐形的杀手，他雄心勃勃的改革可以有蓝图，却永远没结果。
在更加板结的社会中，东晋和南朝继续腾挪着最后的资源，他们在财政的紧箍咒下挣扎着，每一次都指望着放松一点。到最后，八百年的试验终于结束。
东晋南朝之所以能够维持长久，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强大，而是因为北方的虚弱。对于北方来说，这是一个蛮荒的时代，从游牧蛮族的部落制起，他们一点一点地学习和改造，在前秦时期第一次接受了系统的汉化，在北魏时期，巩固了汉化的成果，到了北周时期，才建立了更成熟的制度，并传给了隋唐。
这是一个从怀胎到分娩的过程，时间持续了两百多年，漫长得令人绝望，但是，由于这套制度是全新的，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冲突，也没有无法化解的社会结块，立刻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最终，北方的飓风席卷了南方，将自秦汉以来积累了八百年的垃圾全都扫入了风中卷走，中国大地步入了第二次社会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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